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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寻烂掉的“苹果核”

2017-01-12 15:02:25 中国慈善家 

  摇滚乐一直有着批判现实的精神传统。这一次,探访“癌症村”,是痛仰的一次全新尝试—公开介入现实问题

  撰文:李珍

  来源:《中国慈善家》2016年12月刊

  面包车在山路中穿行,正值9月份,山林还是绿色。星星点点的两层、三层小楼,散落在山脚下,墙体粉白,能看出房子是新建不久。

  张静坐在车里,想象着接下来要去到的村子,怎么也想不明白:这里怎么可能“中毒”呢?看不出哪里有一丝“中毒”的迹象。

  他要探访的,是湖南石门县白云乡鹤山村,那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“亚洲最大雄黄矿”,也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“癌症村”。

  “我以为会看到环境巨差,水很臭,想的尽是糟糕的景象。”而他眼前看到的,是“一派生活的气息”。

  然而,真正进到村子,探访了许多家庭,张静才发现,事情远非自己路上看到的那么简单。当地的土地和水源已经被硫磺矿严重污染,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,他们都外出打工去了。随便在村里遇到一个人,都有可能是砷中毒患者。掀开他们的衣服,身上尽是大块大块的黑斑。

  张静是痛仰乐队的贝斯手,这些年乐队巡演,路过不少地方,“这个地方如果我之前不知道,第一次路过,我只会觉得它是所有我路过的平凡的小村子中的一个,就过去了。”他说,“但是它(鹤山村)就像一个苹果,外表看皮是好的,但打开来,核是烂的。” 一座山,只有一棵树

  石门雄黄矿已有六十多年历史,主要生产砒霜。丰富的矿产资源给当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,在最“繁华”的时候,小镇上歌舞厅、酒店,应有尽有。然而,它也带来了无休无止的生态灾难。

  被开采过的山头,是一片片突兀的土黄色,掩映在绿色的群山中,像被撕开的伤疤。站在村子的高处,张静发现有一座山上只长了一棵树,看起来很“逗”。

  村民们说,十多年前整片山都是没有树的,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植树,希望山林能恢复绿色。但在这山上,就只成活了一棵。

  虽然矿山已经停产五年多,仍能闻到浓烈的硫磺味。几辆铲车和翻斗车在山下作业,张静被告知,这些铲车已经在这里挖了三个月了。

  “挖去哪呢?”

  村民指了指远处,“把那里挖一个大坑,把这座山填进去,然后盖上水泥,砌起来。”

  格格不入的还有一条流经村子的河,这条河的河底是刺眼的水泥。据称这条河流经硫磺厂,为了控制河底淤泥里的砷污染,才铺上水泥,将被污染的河床掩埋在地下。

  与张静一道探访“癌症村”的,还有乐队的吉他手宋捷。在长沙曙光环保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刘曙、高亮的带领下,二人到砷中毒皮肤癌患者家中一一进行了探访。

  两年多以前,曙光环保公益组织进入鹤山村,进行砷中毒病人救助和污染治理监督。一年前,该组织发起募捐,为病情较重的砷中毒患者发放每人2000元医疗救助卡,凭此卡患者可到指定医院治疗。

  龚兆喜也是一名砷中毒患者,得知村里来了公益组织,过来询问医疗救助卡问题。在一旁等候时,他主动给别的访客发烟,并一再强调“是云南的,不是本地的,不含砷”。

  “本来我们推辞说不想抽烟,但是他一再强调,我突然反应过来,必须得接着,他们才觉得舒服,”张静说,“他是在说这烟跟这(砷污染)没关系,其实他们特别在意这种东西,怕因为自己是癌症村村民而遭到嫌弃。”

  当地原本盛产橘子和柚子,但是被曝光为“癌症村”后,没有人敢收购石门种植的水果和蔬菜。就连外出说自己是石门人,都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。

  事后,张静回想起来,他到访村民家里时,虽然挺渴,但是没人给他们倒水喝。后来有一户人家出去买了一箱矿泉水回来。

  “本地的水不放心给我们喝嘛!但其实我仔细看他们做饭,用的都是本地的水。”

  到访鹤山村的第二天,一早传来消息,龚兆喜因心肌梗塞去世。“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聊天时的感觉,笑嘻嘻的,但他就这么走了……”张静叹息。

  村民也有着淳朴的乐观。在另一户砷中毒患者龚超平家中,同时患有肺癌的他,拿出自己的x光片。被问及是否做过手术时,他说,“没做,去年跟我住院的,做手术的都死了。”

  他有点害怕,他只想活着。谈及生死,气氛有些压抑。龚超平却笑嘻嘻地劝慰他们,也像是在劝慰自己,“人的思想包袱重了,就不行了。看到你们在这儿我就开心了不是,哈哈!”

  看到“龚叔”自己都这么“欢乐”,众人也不好再去撕扯他的伤痛。得知他平常喜欢“哼哼小曲儿”,张静和宋捷在他家门口弹起了吉他、唱起了歌。

  “本来我来到这儿没想要弹琴,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弹过琴,总觉得心里会有抵触,这样会不会太形式了、太作秀了什么的,”宋捷说,“但是在龚叔那就玩起来了嘛,如果能通过音乐的力量让别人感到快乐,也是一件好事吧。”

  “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/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/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/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/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/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/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/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……”

  “龚叔”边听边打着拍子。“那一瞬间,仿佛大家见到的不是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,而是去跟一个邻家大叔聊天,”张静说,“至少就在那个我们到来的下午,他挺开心的。”

  歌唱完了,“龚叔”的话匣子也打开了,开始介绍村子原来是什么样子的,“以前那边都是庄稼,现在全是草,地也没人种了……” 触碰到对方伤痛的尴尬

  摇滚乐一直有着批判现实的精神传统。这一次,张静和宋捷探访“癌症村”,是受梨视频的邀请,拍摄一部关于环保的公益纪录片。这是乐队的一次全新尝试—公开介入现实问题。

  梨视频团队联系痛仰乐队主唱高虎时,表示希望“用重金属音乐碰撞重金属污染村庄”,让更多人关注到近几年频频爆发的重金属污染问题。

  尽管高虎并不认同痛仰被贴上重金属音乐标签,但他也“没太犹豫”,“这是一件好事啊!而且感觉他们挺真诚、挺靠谱的,不是那种娱乐宣传。”由于乐队平常演出任务多,经常在全国各地跑,成员各有安排,时间很难统一,只能分开出发。

  在张静和宋捷到达石门县前5天,高虎到达距离石门1200公里的云南曲靖陆良县兴隆村。这里原本盛产烟叶,由于非法堆放的铬渣,也成为著名的“癌症村”。

  村民吴树良的大儿子吴文勇四年前因为胸腺癌去世,年仅十五岁,疑与铬污染有关。

  高虎来到吴树良的家中时,吴树良正在绑烟叶,见有客人来,立刻拿出一堆核桃、苹果、葡萄来招待,还要留高虎在家吃饭。看着夫妻俩忙前忙后,高虎有些不好意思。吴树良腼腆一笑,“我们本来也是要吃的,就是没什么好吃的。”

  有客人来,吴树良夫妇显得很高兴。这让高虎没忍心提吴文勇的事,而是和他拉家常,聊天气、烟叶和收成。

  “我不喜欢目的性太强的,不一定说为了这个片子,一定要挖掘别人最痛苦、最惨的一面,”高虎说,“我不喜欢太套路的东西,那太作了。”

  吴家屋顶、院墙上,有鸽子停留,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。吴树良说那是吴文勇生病时买的,“心里不痛快,(用来)解闷。”如今儿子已经去世四年,当时买的两只鸽子,已经变成三十多只,吴树良每天给它们喂着玉米,“从来不吃,不卖。”

  中午,就着农家饭菜,高虎和吴树良喝起了小酒。也许是酒精的作用,吴树良敞开心扉,谈起被污染的土地,和已经去世的儿子。

  在儿子才两岁的时候,铬渣堆就已经存在了,就在挨着吴树良家农田的地方。小时候吴文勇经常跟着爷爷到田里放牛,谁都不知道,那个“土堆”竟然会要人命。

  “当时给我那七百块钱(青苗补偿费),我要晓得会这样,那点钱我要还他,他把儿子还我,总可以?”吴树良的情绪有些激动。

  在吴文勇住过的房间里,有一只落满灰尘的箱子,里面有一把蹭亮的小号。之前每到周末,吴文勇从学校回来都会学着吹。“后来生病,号也搁了,人也吹不动了,就一直放在这里。”吴树良摩挲着儿子的遗物,“人不在了,东西还留着。”

  吴树良谈及这些的时候,妻子戚雪英在一旁不忍落泪。高虎低头不语,给戚雪英递去纸巾。

  “其实挺尴尬的,有时候也挺沉默的。”高虎回忆,“已经不在的一个孩子,一次又一次去触碰这个话题。”

  为了给儿子治病,吴树良夫妇花掉家中所有的积蓄,并四处借债。儿子去世后,他们起早贪黑,种“加拿大蘑菇”,凌晨两三点睡觉,六点钟起床。那块被铬渣污染的土地,早已弃种,至今仍欠债四五万元。他们情愿不种,也不愿再去祸害别人。

  “农民心里还是很干净的。”高虎说,“他们不像很多昧着良心的商人,只要处理掉这些东西就行,其他的跟我没关系。”

  在另外两亩种着水稻的农田里,吴树良担心即将收获的稻子被小鸟偷食,要扎一个稻草人。高虎跟着一起去了。在田埂上,他不自觉弹起了吉他,唱起Beyond的那首《农民》: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/忘掉夜里月黑风高/踏雪过山双脚虽渐老/但靠两手一切达到/见面再喝到了熏醉/风雨中细说到心里/是与非过眼似烟吹…… “道德的靶子布满陷阱”

  时下,明星做公益,俨然成为“潮流”。此次拍摄纪录片,虽为公益,但高虎的心目中没有明星的概念,更没觉得“什么公益不公益的”,不屑于用那些“盔甲”为自己做包装。

  “真正的公益应该是从心出发的,即使有一天没有这个词,仍然有人会做这些事,真正地用你的行动去说明。就像有一天没有摇滚这个词,我们仍然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态度。”

  在乐队的新曲《支离》中,高虎唱到:道德的靶子充满陷阱,通向一座更大的监狱。“我不喜欢贴上一个道德标签,像个卫道士一样干干净净,太洁癖的世界我也不喜欢。”他说,“水至清则无鱼,社会是一个混沌的状态,每个人都会犯错误,一个小偷也会有善的一刻。”

  这次探访污染村庄,高虎也未曾赋予自己特殊的意义和使命,“我们就是普通人,作为第三者,去感受、经历一下。”

  也许因为时隔多年,这些被污染的村庄已经走出最低谷的时期,遭受怪病、亲人离世的沉痛化在村人心底,面对一群外来者,并没有过多展示悲伤、柔软的一面。乐队看到的,是村民与污染后的村庄隐忍相处。

  在高虎看来,乐队此行的意义,是让更多人关心重金属污染的问题,而不是把村民的痛苦放大,搬到视频中,去博取更多人的同情,“我觉得那就跟把人家腿打折了去乞讨一样,没有必要。”

  当初“癌症村”被曝光后,有媒体报道说要为这些村民免费体检,但高虎听说,“实际上也是‘一纸空文’,可能做了一小部分,后来也没有人再去追问,慢慢就不了了之了。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”他说,“我们去看一下就走了,但更多的东西需要他们自己来承受,没有人对他们负责,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。”

  “那你听到这些会觉得愤怒么?”我想起乐队最为传唱的一首歌—《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》。

  “现在不像十几、二十几岁,有很多无名的愤怒,光靠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”高虎说,“现在更需要一些理性的东西、表达的声音,思考我们这代人可以做什么。”

  纪录片2016年11月上线后,高虎看了两遍,但他心里一直存在一个芥蒂,“如果有机会,我想去直接面对那些污染工厂,跟他们对话,你们记者有些不好意思问的,我可以问。”

  这次探访,也成为他心底的一颗种子,“我可以慢慢把这些东西理出来,也许是一段文字,也许是一首歌,慢慢去想,谁知道呢?”

  被问及是否会担心被审查、封杀,高虎笑笑说:“一路上不都是这样么?如果我们只是走在一条很顺畅的光明大道,一片和谐,那有什么意义呢?”

(责任编辑:宋埃米 HT00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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